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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运鹏:绿水风流3
2004-04-28 19:00:44

    身为一名休育记者,常跑中国游泳集训队,采访之余,也常向陈运鹏总教练请教有关中国游泳队的历史情况。作为新中国游泳队最早的成员,中国第一批运动健将中的一员,担任过近八年中国游泳队副总教练和六年总教练的陈运鹏对我的问题几乎无所不知,有问必答, 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即把他所讲述的一切写出来,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 在今天中国游泳运动正大步跨入世界泳坛强国之林的时候,这些“往事与沉思”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执笔者罗京生记

水中力量训练

    50年代我做运动员的时候,就进行过水中力量训练,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时候我经常到国家体委科研所图书室或体育报阅览室读外国资料,比如英国的《游泳时代》、日本的《 水泳 》等。这些资料都是英文的,好在我在中学读书时,学过一点儿英文,借助字典,大致能看下来。一次我在《游泳时代》中看到一篇报道,讲的是美国辛辛纳提州有一个人戴着棒球手套练习游泳,文章的题目叫《奇异的训练》,我觉得挺有意思,训练时就找了一副棉手套戴上试了一下, 效果不好。我想,戴在手上不行,“戴”在脚上怎 么样?我知道古代的神行太保都是把沙袋绑在腿上训练,直觉告诉我这种方法也能帮助游泳训练。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教练涂广斌,他很支持。于是我就上街买了一双网球鞋,训练时穿在脚上,做水中负重训练。刚开始觉得很沉,慢慢就习惯了。现在做水中力量训练很平常,可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这样训练过。练过一段时间后,再一脱鞋游感到很轻松。1958年夏天我一直是这样练,过了三个月,我再次打破了100米和200 米蝶泳的全国纪录。我觉得这个方法挺灵,一直坚持用下去。后来,网球鞋变轻了,我又买了一 双高靿回力鞋,不管是出国还是到外地比赛,我都带着它。1958年9月我们到德国莱比锡参加第一届社会主义国家友军游泳对抗赛,回国时经过苏联,因为国内还有一场比赛,所以我们抓紧等飞机的间隙到苏军之家游泳池训练。我穿着回力鞋在池里正游着,忽然发现有一名苏军中尉总在池边跟着我走,我猜想他是对我的鞋子发生了疑问,就爬上岸,把鞋子拿给他看,对他说,这是我的训练用鞋,从没在地上走过,你瞧,鞋底还是新的。他看了我的鞋说:“我也这么想,中国同志怎么会在游泳池里刷鞋呢。”

    1965年我读完北京体育学院所有课程后, 写的论文题目就是《水中负重训练的生理机制》。我为什么坚持游泳是一项肌肉力量型项目,为什么特别强调重视力量训练、重视水里力量训练?因为我有亲身体会,而且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水里负重训练效果好。

    1992年3月16日,美国游泳奥运会选拔赛冒出一批好成绩,我们几个原来具有微弱优势的项目,像女子50米自由泳、女子100米 自由泳和女子100米蝶泳等都变成了劣势,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个念头就是,美国队游泳成绩提高幅度这么大,一定是他们的训练方法有了新突破。于是我立刻给我在美国的朋友打电话、写信、发传真,托他们帮助了解美国队进步的原因。消息很快反馈回来,原来是美国人在陆上力量训练和水里力量训练中采用了许多新的更为有效的方法,比如水里负重的垂直打腿,就是让运动员手托好几公斤重的铁片在水里练打腿,运动员必须加快打腿频率,否则就会沉下去,用这种方法锻炼运动员的腿部力量;还有水里力量训练的循环训练法等。我意识到美国游泳选手成绩的突破其实就是力量训练,特别是水里力量训练的突破,于是马上采取相应措施,其中包括让杨文意穿上鞋在水里训练。这些后面还会讲到。

    假如总结一下50年代中国游泳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峰期,我以为主要有四点原因:第一是党和政府的重视。50年代初,国家处于恢复时期,经济并不富裕,但是却拿出大笔经费送我们到国外训练。我们在匈牙利训练期间,伙食标准据说相当匈牙利总理的水平,为我们服务的厨师和园丁都是匈牙利人。使馆经常拿这些教育大家,讲国家拿这么多钱培养你们,每天要花掉人民多少血汗,所以我们训练都非常刻苦。第二是学习了世界上先进的训练方法。 在赴匈牙利训练以前,我们在国内训练主要以长游、练习手腿配合为主,训练数量既少,又没强度,经过匈牙利和苏联教练员训练后,我们掌握了间隙训练、强度训练等先进的训练方法。吴传玉就是经过两周先进方法的训练,大幅度提高成绩,为祖国拿到第一枚金牌的。第三是我们培养出一批自己的教练,像涂广 斌、潘静娴、熊开发、穆祥豪等人都是中国游泳第一代优秀的世界级教练。他们既学习了匈牙利、苏联的先进训练经验,又能结合中国自己的特点,再加上强烈的事业心,使他们指导训练的水平和艺术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四是中国游泳训练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当时世界各国的训练仍然是数量多,强度少。他们比较重视全面身体训练、体操训练、腰腹训练、垫上训练等,而我们已经开始重视强度训练和陆上力量训练。因而在50年代中国游泳高峰期间,我们的强项大都是短距离项目,如 100米和 200米蛙泳、1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4 X 100米自由泳以及 4 X 100混合泳等。

过强度关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游泳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这个高潮的出现,是同游泳训练中“过强度关”密不可分的。要讲过强度关,必须了解当时整个中国体育界所外的环境。六十年代初,全国体育界掀起一个“三从一大”的训练高潮,这个训练高潮是从学大庆油田工人,学雷锋、王杰,学解放军“大比武”,学郭兴福教学法开始的。1964年中国排协请日本贝塚队到我国进行访问,又为这个训练高潮添了一把火。贝塚队是六十年代最著名的女子排球队,她们曾经边疆比赛174场保持不败,中间仅负过4局。1962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她们以3比0的相同比分横向联合扫各队夺冠。1964年东京奥运会她们又夺得冠军。贝塚队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她们的超大运动量和超高强度的训练,她们的教练大松博文因为在训练中表现得特别凶狠无情,得到一个“魔鬼大松”的绰号。贝塚队在我国访问期间,曾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四城市进行训练示范,其中在北京作示范训练时,国家体委所属各运动队都到现场进行观摩。我们看了贝队的训练,都有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体生理的潜在能力还有很多可以挖掘,谁能挖掘出更多的潜在能力,谁能忍受大数量高强度的训练负荷,谁就能上去。正是在这种下,当时中国游泳队的领队王冠英在队中开始推行“过强度关“的高强度训练。

    王冠英是当时国家运动队中少数限期懂业务又懂外文的领队之一。1964年以前,我们在训练中基本仍然沿循旧的匈牙利和苏联的训练模式,虽然有变化,但没有本质上的突破,而且训练的平均强度很低,往往一年在水里的训练量也就是三四十万米,还不如今天国家队某些队员一个月的训练量。训练的时候,一般是先练打腿和划手,然后是超长距离游,最后才是强度较高的主项训练。我在1961年一年间游了77万米,当时觉得这个训练量已经大得不得了了,似乎一天到晚都在水里游才能达到这个数量。1964年,王冠英在日本《水泳》杂志中看到日本人正在采用一种高强度的间隙训练方法,比如日本短距离选手的训练内容是:20个50米,1分钟包干,它的含意是,你游20个50米,如果每个50米游30秒,那么你就休息30秒,如果每个50米游40秒,那么你就休息20秒;10个100米,3分钟包干;5个200米,5分钟包干。王冠英把日本人的训练方法引进到国家队的训练中, 我但又做了一些改进,比如游20个50米,每个50米不是1分钟包干,而是游完一个50米后休息1分钟,同时他给每个人定一个成绩标准,每次游完后计算平均强度,下一次训练要突破上一次训练的平均强度。100米和200米的训练也是这样,把3分钟包干和5分钟包干变成休息3分钟和休息5分钟。1分钟包干变成休息1分钟,从表面看,强度似乎降低了,实际上强度反而提高了,因为休息时间长了,就能游得更快,200米休息5分钟,强度已经接受比赛的强度了。

    王冠英的间隙训练,强度已经超过了日本人的强度,比我们原来的训练强度就更高了。从今天能量代谢的角度看,日本人50米1分钟包干的训练方法还属于有氧和无氧混合训练阶段,而50米休息1分钟的训练方法已经是乳酸能的训练了,这就是说,王冠英的间隙训练同日本人的间隙训练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强度已经高出了一个档次。当时我们虽然还不会从能量代谢的角度看问题,但有一点大家都坚信不疑,那就是运动员只要能够忍受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并且能够得到及时的恢复,他就一定能够大幅度提高成绩,换句话说,运动员要想提高成绩,首先要通过高强度训练这一关。所以在当时的国家队里,大家都把这种训练方法叫“过强度关”。

    “过强度关”中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掌握运动员的最佳训练负荷或者说是训练量,由于训练强度高,运动员体内的潜能很容易被挖干,如果不注意随时调整训练负荷,运动员就会出现过度疲劳甚至完全垮掉。现在是通过血乳酸和尿素氮测试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在当时掌握最佳负荷完全靠教练员的经验和运动员的感觉。 当时国家队中有人便血,也有人在比赛中成绩大幅度下降,就是因为教练员在训练中没有掌握好最佳负荷,造成运动员过度疲劳的缘故。

    1965年1月,我走上教练岗位,负责国家队男子蝶泳组的训练。那时正是国家队过强度关时期,由于我50年代在匈牙利训练过,后来匈牙利和苏联教练又到我国指导训练我们两年,所以我对他们的训练方法比较了解,再结合我自己当运动员时的经验体会,使我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运动员最佳训练负荷问题。我指导队员过强度关,一般是上午安排队员游混合泳,练习划手打腿,再来一段超长距离游。下午进行强度训练,过强度关,过了强度关以后再冲几个25米。这种训练安排和今天的训练非常相似, 不过我那时还没有今天这种认识。我之所以要把过强度关安排在下午,主要是我认为下午队员精力充沛,上午训练划手打腿和混合泳,是为让队员发展专项力量和全面力量。我在训练中特别注意队员的感觉,如果队员感到实在游不动了,我就马上改变训练计划,比如游蝶泳的 游自由泳,主项要过强度关的改为超长距离游,从不硬逼他们游。这也是匈牙利教练当年训练我们时常用的方法。其实“不逼”的过程就是掌握最佳训练负荷的过程。由于我在最佳训练 荷问题上处理得稍好些,所以我那个组的队员都提高了成绩。我刚当教练的时候,国家队的蝶泳项目在整体实力上不如解放军队。那时解放军队有好几个好手,像曾纪文,刘复然等。每次比赛,200米蝶泳的冠军总是解放军队的, 100米蝶泳的冠军有时是解放军队的,有时是国家队的。我当教练八个月后的第二届全运会 上,我组队员获得男子100米蝶泳1、2、3名, 200米蝶泳1、2、3、5名,400米混合泳2、5、6 名,并全部打破全国纪录。第二年,蒙荣乙的男 子100米蝶泳成绩又提高到59秒1,不仅突破 1分大关,而且名列当年世界第六位。

    1965年进步最快的除了国家队外,还有上海队和解放军队。上海队搞的是实战训练模 式,强度比国家队的还要高。他们每天训练课中,都要全力游很多个主项,比如100米运动员要游10个100米,几乎每一个100米都要全力游。解放军队比较重视陆上力量训练,他们经常练引体向上、举杠铃、跑步等项目。

    1965年9月,第二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 在这次全运会上,游泳获得大面积丰收,在27 个比赛项目中,有25个项目的全国纪录被59 个男、女运动员打破了134次,其中男子100 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蛙泳和男子200米蛙泳的成绩都进入世界前列。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比赛,包括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打破纪录的次数超过二运会。这个成绩 的取得是同当时训练中突出强度,“过强度关”,”实战训练”分不开的。

    60年代以后,世界各游泳强国在训练中普遍开始注意强度,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游泳界 60年代在训练中搞的“过强度关”或实战模式, 同世界游泳训练的发展总趋势是一致的。但由于当时我们仅仅是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国外训练比赛情况,对于人家在训练中究竟是怎么具体实施的,我们不知道,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实践。所以我们的高强度训练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也有一些经验教训,比如国家队的选手在第二届全运会上虽然大部分提高了成绩,但也有约三分之一的人成绩下降,这就是因为在训练中没有掌握好最佳负荷和恢复,运动员出现过度疲劳的缘故。上海队虽然在二运会上成绩提高很多,但是第二年不少人成绩又大幅度下降,这也是因为训练中强度上得过急过频。 从今天能量代谢的观点看,上海队的实战训练模式其实就是最大产乳酸值训练,或者说是“比赛速率”训练。这种训练方式今天仍是中国游泳队的一种重要的训练手段。但是由于这种方式是最大限度挖掘人体潜力,运动员能量耗特别大,所以不宜多用。现在中国游泳队一般是在队员进入训练一个半月以后才进行这种训练,而且严格控制训练次数,并且不仅仅 限于主项。

    60年代中期中国游泳的训练基本上是成功的(按当时的历史条件)。本来,经过第二届全运会检验之后,我国游泳界可以总结经验使中国游泳运动水平进一步提高;没想到这时候发生了文化革命,于是中国游泳的这一次高峰在刚刚开始出现时就中断了。